概述
新冠肺炎疫情及抗疫措施大大削弱了制造业供应链的韧性。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在全球制造业中扮演着主导角色，但在劳动力成本上涨、中美贸易战以及当下疫情的影响下，本就日益紧张的全球供应链格局需要重新评估。缩短供应链、制造基地与终端目的地市场距离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对全球贸易的流动会有怎样的影响？对房地产市场有何启示？
是加速器，而非搅局者
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正开始重塑全球制造格局及供应链。2019年美国从中国的制造业进口总值同比减少900亿美元，跌幅为17%。此消彼长，中国以外国家与美国的贸易有所增加，美国从亚洲其他低成本国家的进口贸易额增加了340亿美元。全球而言，墨西哥是最大受益者，向美国出口总值增加了130亿美元。2020年前三个月，这股贸易转移的趋势在疫情影响下有所加剧，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总值同比减少29%。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供应链韧性变为日益政治化的全球性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曾表示，大规模的离岸制造或重新本地化“不具可持续性”。日本近期的抗疫刺激计划包括向回迁工厂的公司发放补贴，而印度总理则谈到了“经济自力更生的新时代”。
但是供应链是错综复杂的，远远不是关闭A地工厂再去B地开厂那样简单。制造业的搬迁成本很高，因此改变未来投资方向的可能性更大。近岸外包的预期效益也将根据商品的类型而变化。包括汽车在内的一些行业已经基本形成了区域集中式布局。
成本：制造决策公式的一大要素
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是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主要参与者的因素之一。其他因素包括较低的土地成本、有利的税收法规，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技能基础。“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确立了中国的主导地位，巩固了中国与邻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贸易联系，进而为中国的进出口打开了新的市场。
但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其成本竞争优势已逐渐减弱。制造业的单位薪资成本（单位产出平均薪资成本）在过去20年中累计增加了285%。相比之下，印度、泰国和柬埔寨的制造业单位薪资成本分别比20年前增长了132%、26%和12%。只有越南的涨幅（270%）与中国大抵相当，但薪资水平仍然只有中国的一半。
近岸制造潜力：成本与距离的平衡
对于制造商来说，劳动力并不是唯一的关键成本。能源成本也是主要组成部分。优质的基础设施、良好的贸易和监管环境以及现有的制造业出口基础也很重要。我们结合这些因素，比较了供应链多元化时代下临近主要消费者市场的国家发展近岸外包制造的潜力（见下图）。
第一太平戴维斯近岸制造指数
属于或临近主要消费者市场的国家发展近岸外包制造的潜力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制造业劳动力成本：Statista、欧盟统计局、国际劳动组织、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能源成本：GlobalPetrolPrices.com；基础设施及贸易开放度：世界经济论坛、牛津经济研究院
亚太区
越南位居指数排行榜之首，得益于较低的劳动力和电力成本，以及已进入快速增长期的制造业基地。第一太平戴维斯越南公司副总裁Troy Griffiths先生对此还有补充：“政府一直奉行能源安全政策，除南部薄寮省的液化天然气项目以外还投入巨资开发利用太阳能。
“越是全球一体化，越南国民议会最近调整了《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扩大越南对欧盟市场出口。越南的吸引力也因为政府改革、强大的反腐行动以及近期的疫情防控得到进一步提升。”
在亚太区，可替代中国的低成本区域枢纽还包括印度尼西亚（第3名）和泰国（第7名），当地的劳动力成本不到中国的一半。
中国台湾已经是主要的技术制造中心，拥有强大技术基础，指数排名第六。台湾不受中美贸易战相关关税的影响，既有良好的商贸环境，也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主要计算机和数据中心服务器生产均已迁至台湾。
中国拥有深厚的劳动力资源储备，近年来凭借在众多领域的专业制造技能不断向价值链上游靠拢
尽管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仍然是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市场，拥有深厚的劳动力资源储备（约2.2亿名从业人员）近年来凭借在众多领域的专业制造技能不断向价值链上游靠拢。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国发展可扩展性、速度和可靠性，未来还将继续巩固中国在国际市场的重要地位。
得益于卓越的物流、出口联系以及开放型贸易，亚太区成本较高的市场亦表现良好，如新加坡（第12名）。自动化（下文）将是新加坡等市场解锁近岸物流发展潜力的关键，但新加坡亦有短板——合适建筑和生产人力短缺。
印度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可与中国相提并论的劳动力大国之一，指数排名第16位。虽然人工和电力成本较低，但基础设施和贸易开放度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尽管如此，印度仍是201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十大接受国之一，总额达到490亿美元，同比增长16%。近期，印度政府全面放开合同制造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旨在更广泛地增加制造领域的投资份额。
欧洲
欧洲发展近岸物流潜能最大的国家集中在东欧，这里的投入成本较低，且可经公路、铁路直接连通主要西欧消费市场。
乌克兰位列欧洲第一（总排名第二），因为这里的薪资成本在欧洲属于很低水平。乌克兰作为主要农业出口国，拥有开放的贸易环境，具有发展近岸制造业的潜力。塞尔维亚（第四）同样享有较低成本，更占据优越的地理位置，是欧洲与小亚细亚及其他地区之间最便捷的陆运通道。
捷克共和国紧随其后（第五），主要得益于出色的基础设施、优惠的投入成本和成熟的出口制造业。主要的汽车制造商及电子制造商富士康也在捷克设有生产基地。2019年，捷克出口商品总额相当于全国GDP的74%。捷克有潜力进一步发展成为区域性的近岸外包市场，尤其是在已有多个大型全球制造商入驻的情况下。
摩洛哥正逐渐成为重要的纺织制造中心，且与西欧连接便利
俄罗斯（排名第九）横跨欧亚大陆，可为欧洲和亚洲市场提供服务。如折合成美元，则俄罗斯的劳动力成本与中国基本相当，部分原因在于卢布兑美元在过去十年中累计下跌约50%。继匈牙利（第11名）之后，摩洛哥（第13名）正逐渐成为重要的纺织制造中心，且与西欧连接便利。
北美
墨西哥是本次调查中排名最靠前的美洲国家（第15位）。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美国的十分之一）使之成为毗邻美国庞大消费市场的重要制造业市场，并有潜力成为重要的近岸外包市场。
与北欧和西欧国家类似，由于成本较高，美国和加拿大在发展近岸外包的潜力方面总评分较低。高昂的劳动力成本是西方主要消费者市场大规模在岸生产的一大障碍，但是，重要性较高或价格敏感性较低的商品仍有本土生产的可能性。
自动化能否成为高成本市场的制造解决方案？
制造自动化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这在成本较高的市场中尤为重要。它还可以提前抵御未来劳动力市场陷入混乱的风险。
但当今经济环境下的挑战在于自动化需要大量的前期资本支出。在某些市场，自动化属于政治敏感话题，因为实现自动化首当其冲的便是低薪工种。从长远来看，自动化有望发挥更大作用，尤其是在技术成本越来越低的情况下。
全球物流产业的未来
制造基地格局的不断变化有可能改变贸易流向，进而改变全球产业和物流市场的动态。
例如，摩洛哥经轮渡可以轻松到达西欧，有望接入西班牙南部港口到法国这条现有的物流走廊。摩洛哥的出口增长或将提振西班牙战略港口如阿尔赫西拉斯、巴伦西亚、巴塞罗那的物流需求。
越南日渐成为主要制造国，国内土地价格和租金急剧上涨
这种影响已经在亚洲部分地区有所显现。越南日渐成为主要制造国，国内土地价格和租金急剧上涨。截至2019年6月的一年中，胡志明市以北平阳省的工业物业租金上涨了54.4%。据印度工业园区业主称，园区来自轻工业行业的租户有所增加，尤其是汽车辅助产业。
物流房地产一般仅占总分销和仓储成本的0.75%。因此，日益艰巨的挑战不是成本，而是可得性。许多市场的空置率都处于极低水平，而由于疫情影响，新项目交付延迟，导致供应更趋紧缺。
欧洲的物流物业平均空置率仅为5%（见下图）。在亚洲，一些主要市场的供应更为紧张，其中北京和东京的空置率均在2%以下。
欧洲物流物业空置率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得原本空置率就很低的市场进一步的承压，一些分销商未雨绸缪，开始在同一市场寻找多个仓储点。再加上库存量的增加，短期内物流物业需求突增。
从长远来看，近岸制造可能会削弱制造商本国的仓库空间需求。
第一太平戴维斯工业与物流物业研究部董事Kevin Mofid表示：“随着供应链更加区域化、交货时间，制造企业将需要全面缩减库存，因此越靠近本土市场，仓储空间需求可能也会越少。
“相反，高库存领域将进一步向供应链下游转移，指数排行榜靠前的国家可能因此受益。由于自动化可以提高配送环节中的空间和资源使用效率，因此空间需求会缩减；另一方面，价值也可能会上涨，因为地段越好的物业，使用强度也会越高。”
全球经济的长期疲软也可能会导致租赁需求放缓，但零售在更大范围内向线上转移将刺激仓储需求，应该可以抵消实体零售需求下降的影响。
前路何方？
我们预计短期内供应链的多元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近岸外包不断增加。全面在岸生产可能仅限于关键或对成本敏感性较低的商品，但更长远而言，制造环节中自动化程度的提升或许会改变这一格局。
社会对ESG议程的日益关注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不是供应链采购决策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所有这些将导致供应链的区域化，而非全面本地化。
中国仍然是主要的制造中心，但随着一国主导制造市场的时代远去，规模较小的制造枢纽或将陆续出现，使多个市场受益。
预期临近主要消费者市场的国家将在供应链区域化进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那些既接近主要消费者市场、也有成本优势和良好商业环境的国家可能会首先受益。
预期临近主要消费者市场的国家或地区将在供应链区域化进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例如越南、泰国、东欧、摩洛哥、墨西哥等成本较低的市场，以及成本较高但贸易优势、技能基础兼优的市场，如中国台湾。
鉴于疫情的经济影响，短期内消费者需求和贸易或存在大幅下滑的风险。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如果全球供应链出现任何大规模调整而导致商品成本升高，很难让消费者买账。因此，在成本与未来风险抵御能力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才是问题的关键。
